在中国历史的璀璨星空中,“三国”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之一，我们惯于从英雄豪杰、谋略权术的角度去解读它，却常常忽略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底层逻辑——阶级，当我们用“jiejisanguo”（阶级三国）的视角重新审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，会发现每一个决策、每一场战役、每一次结盟与背叛，都不只是个人恩怨或智力较量，更是不同阶级之间利益与权力的激烈博弈。
东汉末年的阶级裂痕：士族、庶族与寒门的角力
东汉末年,朝廷腐败，土地兼并严重，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个阶层之间：
- 外戚与宦官：作为皇权的衍生工具，他们垄断朝政，但根基脆弱，依赖皇帝个人意志。
- 士族门阀：如袁绍、杨彪家族，世代公卿，掌控舆论与地方经济，是地方实际统治者，他们讲究门第，排斥寒门。
- 庶族与寒门：曹操的父亲曹嵩虽官至太尉，却是宦官之后，被士族鄙夷；刘备“织席贩履”，出身最低；孙坚、孙策父子以军功起家，同样缺乏士族背景。
这种阶级矛盾直接决定了政治联盟的走向,袁绍能成为关东联军盟主，靠的不是能力，而是“四世三公”的阶级标签；曹操则必须另辟蹊径——他重用寒门、提拔有才无德的能吏，甚至颁布《求贤令》公然宣称“唯才是举”，正是对士族垄断的阶级反击。
官渡之战：庶族对士族的阶级宣战
官渡之战常被描述为“以少胜多”的军事奇迹，但若从阶级视角看，它更是一场庶族政权对士族联盟的歼灭战。
袁绍阵营内部,谋士沮授、田丰出身士族，与河北豪强利益捆绑；而曹操麾下，荀彧、郭嘉、程昱等虽部分出身士族，但因曹操重用寒门，他们已脱离了传统门阀的政治立场，曹操火烧乌巢，切断的不仅是粮草，更是袁绍背后冀州士族的经济命脉，战后，曹操对河北士族进行清洗与拉拢——将家族迁至邺城，部分继承袁绍的士族政策，但始终抑制其独立势力。
这一战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：以军功、才能而非门第为标准的政治模式开始抬头，尽管远未取代士族制度，却为后来的“九品中正制”和曹魏政权埋下了伏笔。
赤壁之战：江东士族与江北流亡政权的地缘博弈
赤壁之战的胜利,表面上是孙刘联军的智慧，实质是江东本土士族（如张昭、周瑜、鲁肃等）对曹操“北方士族+庶族”混合政权的抵抗。
孙策、孙权占据江东，依靠的正是当地四大家族的支持，张昭等人之所以主战，是因为曹操若南下成功，必然推行“屯田制”与“唯才是举”，这将冲击江东士族的庄园经济和政治特权，周瑜的“火攻”战术固然漂亮，但真正支撑战争的是江东士族提供的粮草、兵源和民望，而刘备在此时得以立足，也是因为荆州的刘表集团内部士族离心（如蒯越、蔡瑁投降曹操），刘备收编了刘表残部中的庶族力量（如关羽、张飞、赵云均为寒门武将），形成一股“客籍精英”势力。
蜀汉的悲剧：理想主义与阶级现实的错位
在三国中,蜀汉最具有“阶级翻转”的象征意义，刘备自称汉室宗亲，但实际出身低微；诸葛亮出身琅琊士族却因战乱家道中落，属于“破落户”阶层，蜀汉政权内部存在明显的阶级分野：第一代核心（关羽、张飞、赵云）全是寒门武将，第二代（诸葛瞻、马谡）则多是士人阶层，诸葛亮“北伐”不仅是为了兴复汉室，更是一种以战争维持政权合法性、团结内部阶级矛盾的手段。
蜀汉最终灭亡,恰恰源于其无法解决两个阶级问题：一是益州本土士族（如谯周、李严）对刘备集团“外来统治”的抵触；二是寒门武将与士族文官之间的权力失衡，当邓艾大军兵临城下时，谯周力主投降，代表的正是益州士族对本地利益的保守计算——蜀汉的“阶级联盟”从未真正稳固。
西晋统一：士族阶级的终极胜利
三国归晋,本质上是一次士族阶级的全面复辟，司马家族本身就是河内士族领袖，他们统一后立即推行“九品中正制”的极端版本，直接导致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，三国时期暂时的阶级流动被彻底封堵，并孕育了后来“八王之乱”及五胡乱华的乱世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三国历史是一部“阶级动态平衡被打破—重构—再固化”的完整循环。
英雄背后的阶级逻辑
我们读三国,常叹关羽的忠义、诸葛亮的智慧、曹操的雄才，但“jiejisanguo”提醒我们：英雄也是阶级的产物，曹操能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因为他是庶族军功集团的代表；诸葛亮“鞠躬尽瘁”，既源于士人“忠君报国”的理想，也出于维护蜀汉内部阶级团结的无奈；甚至连“三分天下”的地理格局，也深深烙印着不同地区阶级势力的版图。
历史从来不是个人英雄的独舞,而是阶级力量在时代洪流中的对冲与融合，当我们拨开演义小说的迷雾，用阶级的眼光重读三国，看到的将是一个更立体、更真实，也更让人唏嘘的权谋世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