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深秋，滇缅边境的原始森林深处，一支由中、美、英三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，正沿着怒江支流的河谷艰难跋涉，领队是中国古生物学家陈远志，他的笔记本上画着一枚拳头大小、通体碧绿的奇特化石——那是两周前,一位傈僳族猎人在采药时无意间挖出的。
“这绝不是恐龙。”陈远志曾在北大讲台上断言，“恐龙化石通常呈现石化的灰褐色，而这枚化石的质地与透明度，更接近硬玉，但它的形态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扶了扶眼镜，“太像某种有角类恐龙头骨的额骨部分了。”
就是这个“但”字，让这支队伍深入了连当地人都称之为“绿渊”的无人区，雨水洗净的森林里，每一片叶子都像翡翠般透亮，空气中弥漫着腐殖质与野生兰花的混合气味，考察队随行的傈僳向导阿普，总会在每棵巨树下驻足,低声念诵着古老的祷词。
“阿普说，这片森林里住着‘玉石龙’。”翻译小李压低声音对陈远志说，“他们的祖先见过，说那是一种浑身绿得像溪水里的青苔、头上长着水晶角的巨兽，每到月圆之夜，它会走进溪流饮水，鳞片折射月光，整条河都会变成玉的颜色。”
陈远志记下了这段叙述，但没有当真，直到第十天——他们在一处塌方的山崖下，看到了此生最震撼的景象，雨后的晨光穿过林隙，照在一面刚刚滑落的山体断面上，无数晶莹的绿光从泥石中迸射出来，那不是翡翠矿脉，而是一整具嵌在岩层中的巨大骨骼，头颅、颈椎、肋骨、前肢……每一块骨头都已玉化，呈现出从浅绿到墨绿的渐变色调,像一尊沉睡在时间深处的玉石雕像。
发掘工作的第三天，他们清理出了颅骨的全貌，那是一具前所未见的角龙类头骨，两侧颧骨向外延伸，生着三对对称的角状突起，与常规角龙截然不同，这些角的材质已经彻底玉化，内部透出丝丝缕缕的深绿色纹理，在电筒光下像有生命般流动，最为惊人的是头骨正中，嵌着一枚鸽子蛋大小的椭圆形晶体，质地与周围完全一致，呈现出极其通透的帝王绿色,内里似乎封存着一团深绿色的絮状物。
“原始恐角龙。”陈远志在日记里写下这个标题，“这是一种全新的、生活在白垩纪末期的角龙亚目，根据骨骼形态推断，它体长可达九米，重约六吨，但最令人费解的是它的玉化程度——正常化石矿化需要数千万年，而形成翡翠更需高压低温的地质条件，一具完整的恐龙骨骼，竟然在埋藏过程中完成了从骨骼到翡翠的置换，这在全球古生物学史上闻所未闻。”
他将那枚额间的绿色晶体命名为“翡翠原始恐角龙的生灵晶”，并写道：“如果我的判断没错，这不仅是视觉上的玉化，而是一种生物性与矿物性在同一时空中的奇妙融合，这具恐龙在生前，体内或许已经具备了某种特殊机制，能够在死后引导矿物质的定向置换。”
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，发掘期间，考察队在龙骨附近发现了七十多枚大小不一的圆形球体，直径从五厘米到三十厘米不等，这些球体经过漫长时间，表面已然光滑如镜，每一颗都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绿色，有的内部隐约可见带状纹理，像一圈圈年轮，当陈远志小心翼翼地切开其中一枚时，切面上赫然出现了一个蜷缩的胚胎轮廓——细小的四肢、收拢的尾巴、微微隆起的头骨角基。
那是翡翠化的恐龙蛋。
“这一发现意味着什么？”陈远志在写给北京的信中兴奋地写道，“意味着翡翠化过程同时作用于母体与胚胎，且保存了软组织形态，这不是简单的矿物替代，而是一种介于石化与玉石化之间的特殊成岩方式，这些翡翠原始恐角龙，用一种我们尚无法理解的方式，将自己凝固在了地球的矿物记忆里。”
但考察队没有机会完成全部研究，1950年夏，由于局势变化，联合考察被迫中止，陈远志带着部分标本辗转返回北京，却被告知“此类材料需统一保管”，他留下了一份详尽的手稿和五十多张素描图，以及那枚切开一半的恐龙蛋,其余标本从此不知所踪。
之后的四十多年里，陈远志再没有公开发表过关于翡翠原始恐角龙的任何论文，他回到北大继续任教，教授的依然是正统的古生物学，只是在每个周末的黄昏，他会独自走进地质陈列馆的地下室，打开一个上锁的铁柜，取出那枚切开的恐龙蛋,在夕阳余晖中细细端详。
1996年，陈远志临终前，将手稿和蛋化石交给了他的学生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林芳华，林芳华翻开那本已经发黄的笔记本,在第一页看到了恩师晚年添上的一句话：
“时至今日，我依然相信翡翠原始恐角龙的存在，它的绿，不是被环境强加的，而是它生命原初的颜色，有些生命，死后化作石头；而它，化作了翡翠，在生命的尽头，我甚至开始觉得——也许不是它变成了翡翠，而是翡翠，终于想起了自己曾经活过的模样。”
那枚切开的翡翠恐龙蛋静静躺在中科院古脊椎所的特藏室里，经现代仪器检测，其矿物成分确实是硬玉，结构与缅甸老坑翡翠完全一致，但蛋壳内侧残留的有机碳年代测定结果，却令所有研究者陷入沉思——距今六千八百万年,恰在白垩纪之末。
没有任何合理的科学解释能够说明这一切，每当新来的研究人员问起这枚蛋的来历，林芳华总会沉默片刻，然后说：“有一个故事，你们该听听。”
窗外的北京已经入夜，而八十多年前的那片绿渊森林,似乎从未真正远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