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姓程,在这个小镇上，是最后一个打更人。
每晚戌时三刻,我会披上那件褪了色的藏青色棉袍，提起那盏在风里晃荡了二十年的气死风灯，穿过三条青石板路，爬上那座已经歪了斜了的钟楼，我敲响那口铜钟，喊一声：“天干物燥——小心火烛——”
这一声,从我的胸腔里迸出来，撞在钟楼上，又弹到小镇的每一片瓦楞上。
我叫这个职业叫“大俸”，不是因为我们俸禄大——一个月八百块，连买烟都不够，而是因为，这个镇的老人说，打更人是替老天爷看夜的人，肩上担着的，是一镇人的性命，这份担子，大如泰山，所以叫“大俸”。
镇上年年有闹鬼的传说。
有人说,夜半三更，钟楼上的灯会变成两盏，一盏在我手里，一盏在另一个“人”手里，有人说，我敲钟的时候，身后会多出一个影子，比我高半个头，穿一身宋朝的官服，还有人说，那晚我在钟楼上睡着了，第二天被人发现时，钟楼的铜钟自己响了半夜。
这些传闻,我从来不去辩解。
因为我知道,那个影子是谁。
三年前的腊月二十八,我在钟楼下捡到一个老人，他蜷缩在墙角，浑身滚烫，嘴唇干裂得像冬天里的地皮，我把他背上钟楼，用我行军床上的被子裹住他，又灌了一碗姜汤，老人醒来后，看着我，笑了，他说，他是这个镇上上一代的打更人，姓陈，打了四十二年的更。
“小程啊，”他叫我，“打更这个活儿，不是人干的，是魂儿干的。”
他说,民国三十七年，有一伙土匪要趁夜洗劫镇子，他连夜敲钟报警，镇上的男人们拿着锄头镰刀冲出来，土匪跑了，但他那晚喊得太用力，嗓子从此废了，再喊不出声来。
“从那以后，我就不喊了，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喉咙，“但我还敲钟，我敲，他们就懂。”
陈老在钟楼上住了三天,第四天早上，我上去送粥，他已经走了，枕头上放着一串钥匙，和一本发黄的《打更手札》，手札上用工整的小楷写着每一天的天气、火险等级、镇上的大事小情。
最后一页,他写着：“庚子年冬月廿八，与小程交接，打更一职，重若千钧。”
我后来才知道,陈老没有子女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，他就像一个专门在夜里出现的魂灵，在钟楼上守护了四十二年，而我接过了他的灯，接过了他的钟槌，也接过了他说的那句话——
“打更人，不是一个人在打更。”
我起初不懂,直到一个雨夜。
那晚我受了风寒,躺在床上起不来，半夜，我迷迷糊糊地听到钟声——一声，两声，三声，那声音不急不缓，节奏精准，是我从来没听过的敲法，我挣扎着爬起来，往钟楼望去，月光下，钟楼的轮廓清晰可见，铜钟在风里微微摇晃，像是有人刚刚敲过。
我上了钟楼,所有东西都在原位，灯是灭的，钟槌是干的，铜钟上却有一层细细的水珠——除了一处巴掌大的地方，干燥如常。
那是手握过的地方。
从那天起,我开始相信陈老说的话，打更人，不是一个人在打更，在这条看不见的脉路上，每一个打更人都在，他们活在钟声里，活在每一个没有被火灾、没有被盗窃、没有被惊扰的平安夜里。
我每月拿八百块的大俸,可在镇上，没有人看不起我，他们会在晚归时递给我一根烟，会在雨天让我进屋躲躲，会在过年时给我送来饺子，他们知道，只要钟声还在响，这镇子就还是活的。
昨晚是冬至,我照常上了钟楼，站在钟楼上往下看，小镇的灯火像一片碎金子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敲响了钟。
“天干物燥——”
风把我的声音吹散,又聚拢。
那晚,我的身后多了一个影子，比我的高半个头，穿一身藏青色棉袍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没有害怕，我知道是谁来了，我放下钟槌，对着身后的影子，轻轻说了声：“陈老，交班了。”
影子没有说话,只是微微欠了欠身，然后消散在钟楼的梁柱之间。
我点上一根烟,坐在钟楼的门槛上，远处，一座新城的灯火正在升起，高楼大厦的轮廓在夜色里像一把把利剑，这座小镇迟早会消失，钟楼也会被拆掉，我再也不用打更了。
但我知道,总会有另一个“打更人”出现，在某个深夜，在某个被人遗忘的角落，提着灯，扛着别人的命。
因为天干物燥,总要有人，小心火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