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默又一次在深夜被电话叫醒,手机屏幕上只有三个字：老地方。
他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,像完成一种仪式，老地方是一条巷子深处的茶摊，老板是个聋哑人，她可以清音浊音不分，但这个城市所有的暗语，他都能一一分辨。
“陈哥，东区昨晚又出事了。”递茶的手微微颤抖，不像递茶，像递一份危重病历。
陈默没有接话,他静静地喝下那杯茶，苦涩从舌根蔓延到喉咙，像极了他这些年走过的路。
从警二十年,他从一个追着小毛贼满街跑的愣头青，变成了如今专啃硬骨头的“罪恶克星”，这个称号，是这片街区的人偷偷给他的，没人知道他的全名，只记得每次浓雾将散未散时，有人替他们将伸向黑暗的手拦回去。
可没人知道,克星也有克不了的夜。
上个月的维纳斯会所走私案,明明线索就摆在眼前，就在他去取证的半小时内，三份关键证物凭空消失；半月前的地下钱庄案，五个嫌疑人出动了四个抓捕组，结果他们戴着手表，他的手机在关键时刻信号全断，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他快要触及真相时，轻轻按下暂停键。
这头猛虎,有人怕他，有人恨他，也有人想驯化他。
所以当那把装了消音器的手枪从背后抵上他的瞬间,陈默并不意外。
那人很年轻,声音里透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残狠：“陈队，上面有人让我转告你，可以歇歇了，你查的那些，都是要命的活。”他的声音刻意压住方言，只留下干净的普通话，可陈默还是听出了口音里的软——西城人，刚入行不久，或者，被胁迫的。
“上面的人……”陈默按住自己腰间那把从未开过保险的手枪，慢慢说，“欠我很多年的情。”
“情？现在这世道，谁还记那个。”
年轻人话音未落,一道刺目的光猛地从巷口亮起，一辆黑色的轿车一个甩尾，稳稳停在两人面前，车门打开的一瞬间，副驾上探出一个脸——她，那个聋哑茶摊老板。
老板依然没有说话,只是拿出一个手机，往空中一亮。
屏幕上,正是此时此刻的画面，他们的对话，哪怕是隔着消音器的枪口，全被她用夜视功能录得清清楚楚，年轻人吓得手一抖，扣了一下扳机，子弹出膛时歪了半分，打在地上溅起一串火花。
老板拿起手机,打了一行字：“他告诉过我，你们今天会来。”
陈默看着那行字,轻轻笑了笑，他当然知道她会来，就如他二十年前选择离开那个位置——省厅缉毒总队的王牌——窝在这座城市的暗处时，他就知道，有些灯火不会灭，只会在最深的夜里亮起来。
那个“上面的人”，曾是这潭水里最深的一颗钉，他查了许多年，查不动，拔不掉，便索性换了个活法，他从台前走到幕后，用自己的方式，在黑暗里慢慢打出一个个破口——而眼前这个年轻人，就是那些人终于憋不住，主动送上门来的破绽。
“把枪放下，孩子。”陈默的声音很轻，却重得像砸在地上的钉子，“你被利用了，我保证你安全。”
年轻人犹豫了三秒,最后手腕一软，枪掉在了地上。
老板一脚把枪踢远,然后在手机上飞快打字：“你俩都跟我走，我们去看他留下的最后一段录像。”
他？陈默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她说的是那个早在七年前就“因公殉职”的省厅卧底，也是当年把他劝进这一行的人。
他们开车穿过凌晨的城市,沿途路灯一盏盏熄灭，像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审判拉开大幕，当车停在废弃的第七粮库时，陈默知道，终于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。
他像一枚棋子,藏了太多年，有些人以为他已被遗忘在角落，可棋盘上最危险的一步，恰恰是那颗看似无用的“哑炮”。
录像被老板投在粮库的白墙上,画面里，那个熟悉的人穿着最普通的白衬衫，看着镜头说：“老陈，看到这个时，我大概已经到头了，但有些路，你替我再走一段，名单我已经全部交给老彭，她替你盯着。”
老彭——聋哑茶摊的老板，彭姐，一个从特警退役后隐姓埋名的女人，因为听不见，所以只能听见真相的声音。
陈默的眼眶红了,但没有泪，克星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被这个世界一次次推入深渊，却还要爬回来守住边界的人。
他站起身,从夹克内袋摸出一个老旧的徽章——二十年前的警号牌，被他磨得发亮，却没有机会戴在胸前。
“收网吧，彭姐。”他说，“让这座城，好好天亮一次。”
清晨六点,省厅专案组同时收网，从省城到边境，一条盘踞十年的涉黑涉恶链条被连根拔起，各大媒体的标题，不约而同用了同一个词：罪恶克星。
陈默没有去看新闻,他坐在老地方的茶摊，捧着彭姐新泡的铁观音，听巷口早起的环卫工人哼着不成调的歌谣。
阳光穿过这座城市千年不变的白墙黑瓦,在他杯底投下一小片暖金色。
“你说，”他像个小孩一样，把茶杯对着光慢慢转，“咱们这些人，真能彻底干掉罪恶吗？”
彭姐看着他,用桌上的水一笔一划地写下：
“能，只要还有人愿意在黑暗里守着那束光。”
陈默把茶水一饮而尽,那苦涩里，终究尝到了一丝回甘。
他站起身,穿上那件夹克，朝巷口走去，他还有半份笔录要做，还有一整个下午的正义，要去争取。
他清楚,“罪恶克星”从不是一个荣誉，而是一种选择。 一个被那些在深夜里相信光明的人，默默传承下来的选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