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,十一月的长津湖畔，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四十度，我趴在雪地里，感觉自己的血液正在一点点凝固，耳边是呼啸的北风，眼前是白茫茫一片，分不清哪里是天，哪里是地。
“老李，还活着吗？”旁边传来二狗子的声音，他的嘴唇冻得发紫，却还在咧嘴笑。
“活着呢。”我动了动僵硬的手指，摸了摸怀里的枪。
我们是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,出发那天，团长站在台上说：“同志们，美国鬼子打到家门口了，咱能看着不管吗？”
“不能！”几百号人的声音震天响。
那时候年轻气盛,觉得打美国佬就跟当年打老蒋一样，三下五除二就能解决，谁知道这一仗，打得这么苦。
零下四十度是什么概念？水壶里的水冻成了冰坨子，压缩饼干硬得能砸死人，最要命的是脚，在雪地里趴久了，十个脚趾头全冻坏了，走路时疼得钻心，可没人吭声，都知道这时候喊疼没用。
美军的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,扔下的炸弹把雪地炸出一个又一个黑窟窿，他们的坦克轰鸣着碾过来，地面都在颤抖，我们躲在战壕里，等他们近了，才扔出手榴弹。
“打！”连长一声令下，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一起开火，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敌人，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。
那一仗打了整整三天三夜,我的耳朵被震得嗡嗡响，眼睛被硝烟熏得生疼，嗓子眼儿像着了火，可我们硬是把美军打退了。
最难忘的是杨根思,他带领一个排的战士，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，坚守阵地，子弹打光了，他就用刺刀拼；刺刀弯了，他搬起石头砸，当美军再次冲上来时，他抱起炸药包，冲进了敌群。
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他和敌人同归于尽。
那天晚上,我们全连的战士都哭了，连长红着眼眶说：“咱们是给杨根思报仇的，一定要守住阵地！”
后来才知道,那一仗打得太惨了，有的连队冻死饿死过半，有的班整班牺牲，但没有人退缩，没有人逃跑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，身后就是祖国，就是父老乡亲。
有一天早晨,我们发现了被冻成“冰雕”的战友，他们依然保持着战斗姿势，枪口对准前方，眼神坚定，有的手里还握着手榴弹，有的正准备冲锋，他们就这样保持着生命最后一刻的姿态，永远留在了长津湖。
那年冬天,长津湖的冰雪被鲜血染红了，但我记得，当太阳升起时，雪地里的红旗依然在飘扬，那红色，格外耀眼。
七十年过去了,我时常想起那个冬天，有时半夜惊醒，耳边仿佛还能听到枪炮声，但我不后悔，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还会选择去长津湖。
因为,那是我们的土地，我们不去保卫，谁去？
我坐在温暖的房子里,看着电视上播出的新闻，那些年轻的士兵穿着崭新的军装，眼神和我们当年一样坚定，我笑了，虽然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
孩子们,你们替我们继续守护着这个国家，而我们这些老家伙，会把长津湖的故事讲给你们听，让你们知道，今天的和平是用什么换来的。
长津湖的冰雪已经融化,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，永远不会被忘记，那些牺牲的战友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