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杆银枪靠在墙角,枪尖的寒光早已黯淡，枪身漆皮剥落，露出底下发白的木纹。
父亲说这是太爷爷的东西。
枪的重量让我意外——不是想象中那种沉甸甸的压迫感，而是一种匀称的、凝固的沉，像一条冻住的溪水，枪头平平地贴在地上，枪缨已经成了一团硬邦邦的黑色，分不清当初是红是白。
它安静地待在最角落,仿佛一直在那儿，就该在那儿。
我却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它时的场景,那时我还小，光着脚踩进谷仓里抓猫，在黑暗里绊到了什么东西，一声脆响，像是铁器刮过地面的声音，我低头去看，就看见了那杆躺在地上的枪，枪尖划过的地方，水泥地上留下了一道细细的白痕。
那时候太小,不懂害怕，只是觉得很突然，很突兀，像是从墙里长出来的东西。
后来听父亲说起,才知道这杆枪是太爷爷从战场上带回来的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太爷爷在战场上捡到的。“那时候兵荒马乱，”父亲说，“你太爷爷跟着部队走，半路上看见路边倒着一个人，人已经没了，身边就放着这杆枪，他捡起来，扛着走了三天三夜。”
再后来,枪就留在了家里。
父亲说他小时候也玩过这杆枪,那时枪缨还没全烂，还有一点红色，能看见原来是一簇红缨，他举着它，在院子里来回跑，说是要当将军，那时候爷爷还在，看见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看着他笑。
可是这杆枪最后是属于我的。
太爷爷的枪是一段家族的记忆,每当有人问起，父亲就会说起那个兵荒马乱的故事，故事里，太爷爷捡起枪，不是为了打仗，而是觉得一个东西丢在路上可惜了，捡起来，说不定有用。
“一辈子就知道了捡东西，”父亲说，“什么东西都不舍得丢，后来回到老家，枪就扛回来了，也没怎么用过，就是放在那里，想起来的时候看一眼。”
父亲的语气很平淡,好像这就是一件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事。
我确实把它忘了。
银枪让我想起我的太爷爷——那个从战场上活下来、扛着一杆枪走过三天三夜的人，他早已不在了，但是枪还在，枪在，人就还在，每到清明祭祖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请出来，放在香案的旁边。
不是供着,是放着。
好像太爷爷就坐在旁边,看着大家烧纸上香，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看着那些他认识的不认识的面孔，银枪就这样静静地立在一旁，像他生前一样安静。
我抚摸着银枪的枪身,上面满是细密的划痕，像是岁月的皱纹。
后来才知道,太爷爷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一直把这杆枪放在床头的，那时他已经很老了，躺在炕上，不愿意说话，只是偶尔抬手，指一指床头的方向。
“枪在吗？”他问。
“在。”有人回答。
他就放心了,闭上眼，继续睡去。
再过些日子,太爷爷走了。
枪一直在墙角里放着,偶尔有亲戚来，看见这杆枪，都会感叹一句：“这东西还留着呢，有年头了吧。”
是啊,有年头了，从太爷爷的枪，到爷爷的枪，到父亲的枪，再到我的枪，它见证了太多的东西：战争、迁徙、生老病死，它像是一个沉默的记录者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刻在了自己身上。
枪身是白色的,上面没有刻字，没有花纹，什么都没有。
但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。
后来搬家,很多东西都丢了，只有这杆枪，父亲坚持要带走，他说：“你太爷爷的东西，不能丢。”
就这样,枪跟着我们从老屋搬到了新房，又从新房搬到了现在住的这个小区，每次搬家，它都被放在一个最安全的位置，外面裹好几层布。
但也仅仅是裹着布,放在墙角。
最后还是留下了,也许，这杆枪真正的意义，不在于它本身，而在于它能联系起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，太爷爷、爷爷、父亲，还有我，我们各自的生命在这杆枪上交汇，然后分开，继续各自的旅途。
它不需要什么,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角落里，等一个人来看它一眼，然后想起一些事，一些人，一些模糊的、快要消失的、却终究不会消失的记忆。
我把枪重新放回墙角。
它的样子,会有人在某个时刻想起来——在清明，在除夕，在某个起风的午后。
银枪不再锋利,却依然站立。
那些被时间磨平的棱角里,藏着这个家族最完整的记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