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说的“野枪”，我见过，那不是什么制式武器，甚至不能算一把完整的枪，一根老槐木削成的枪托，磨得油亮，被汗水和岁月浸成了暗红色；枪管是根钢管，用铁丝一圈圈缠死在木托上，管口微微发炸，像是一个合不拢嘴的冷笑，击发装置更是简陋，一块磨尖的废铁充当扳机,用橡皮筋和自行车链条拼凑出撞针。
那东西挂在老何家堂屋的墙上，比任何装饰画都扎眼，像一个从荒野里走出来的、沉默的幽灵。
老何说，他父亲是方圆百里最好的猎手，他口中的“好”，不是枪法准，而是“懂得跟山说话”，山里猎物不多，真正的大兽——野猪、麂子，乃至传闻中的豹子——都藏在人迹罕至的深沟里，村里人结伙去打，也是十去九空，只有他父亲，一个人，一条狗，扛着那把自造的“野枪”，在黎明前进山，在黄昏后归来，肩上扛着的，有时是猎物，有时就是一杆空枪,几管硝烟。
“他娘的，那把枪不准。”老何端起酒杯，眼睛里泛起浑浊的光，“我试过，五十米打个酒瓶子都费劲，枪管是直的，但没膛线，铅子儿飞出去就乱飘，可我爸就能用它打中飞奔的麂子。”
他说，父亲打的不是枪，是感觉，猎人从不瞄准，感觉比眼睛快，在山林里，当猎物从灌木丛中一跃而出，那电光火石的瞬间，枪口就已经“找”到了它的位置。“野枪”没有准星，父亲就用枪管上端那一道浅浅的划痕来对，那划痕是父亲用猎刀一点点刻出来的,是他跟这把枪之间独有的默契。
我后来才明白，那把“野枪”之所以令老何魂牵梦萦，不在于它能不能打死猎物，而在于它见证了一种近乎绝迹的生存逻辑：这个世界并不为你提供标准化解决方案，你的工具、你的道路，都必须从铁与木、火与泪中亲手锻造。
野枪是孤独的产物，它没有工厂的编号，没有膛线和瞄准镜，它诞生于山村的炉火边、铁砧上，带着铁匠粗糙的手印和枪主炽热的愿望，那是底层生命与残酷自然之间，最直接的对话，每一道划痕都是对一个猎物或一次绝境的记忆,每一次哑火都是与死亡的一次擦肩而过。
后来，禁枪了，老何的父亲把“野枪”擦干净,挂在墙上。
山里的世界变了，公路修进来，电通了，年轻人涌向城市，猎物越来越少，猎人这个词，变成了“盗猎者”的同义词，老何的父亲终于老了，他不再进山，每天就坐在门槛上，看那把挂在墙上的“野枪”，那把枪，和他的手一样,都布满了无法抚平的纹路。
父亲去世后，老何本想留着枪做念想，可村里统一收缴枪支，话事人上门，盯着墙上那黑黢黢的东西，说了句：“老何，这东西，不能留了。”
老何没有争辩，他亲手取下那把积满灰尘的野枪，放在地上，用铁锤砸，他砸得很费力，好像在摧毁父亲的一部分遗骨，枪托裂了，枪管弯了，那根简陋的撞针弹飞出去，叮当一声，在水泥地上跳了几下，滚进角落的灰尘里，那一刻，他忽然想起父亲教他装填火药时，手把手的温度，父亲说，“枪不看路子，人得看路子。”
他停下了手，捡起那根弯了的撞针，和几块碎裂的枪托木片，找了个塑料袋装起来,埋在了后山的竹林里。
当我听到这个故事，我忽然理解了“野枪”之于这个时代的真正寓意，它不仅仅是一把枪，它更是一种精神底色的隐喻——那是未经体制驯化的创造力，是从破碎与匮乏中拼凑出的求生意志，是不依赖任何外部指向、仅凭直觉与经验的野蛮生长。
我们把“野枪”埋了，我们拥有了更精密、更安全、更标准化的武器和工具，但我们也失去了那种在绝境中，“用铁丝和槐木造出一把枪”的野性，我们学会了瞄准，却失去了“感觉”，我们掌握了无数技巧,却遗忘了最原始的直觉。
老何喝干最后一口酒，浑浊的眼睛望向墙上的空缺处，那里曾经挂着一把“野枪”，一个野蛮、自由、不可复制的灵魂。
但它留下的回声，偶尔还会在深山里响起，穿过风声与树影,带着铁与木那古老而倔强的气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