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阁楼的木箱里,一直锁着一把生锈的铜锁，钥匙早不知丢在了哪里，锁舌却还固执地咬着锁扣，像某个不肯松口的承诺，我从未试图撬开它，因为知道里面放着什么——几叠泛黄的牛皮纸信封，是堂兄华从远方寄来的信。
华是我们家族这一辈里最年长的男孩,我还在玩泥巴的年纪，他已经骑上了二八大杠自行车，车后座夹着军绿色的帆布包，每周往返三十里山路去镇上读书，他每回放假回家，都会给我带东西：集市上最小块的桂花糕，用旧报纸裹着；捡来的彩色玻璃弹珠，在阳光底下能变出五个颜色的影子；破了角的小人书，被他用米饭粒糊好、压平，递到我手上时已经像新的一样。
“小弟，叫我兄华。”他说话时喜欢揉我的头发。
兄华”这个称呼，就成了我整个少年时代最亲近的一个词，它在我的舌尖上滚动，带着一点乡音的憨，又带着一点书本里的雅，我叫它的时候，仿佛也在叫唤一整个村庄的炊烟、河水与黄昏。
有一年夏天暴雨,门前小河涨了水，过河的木板桥被冲走，兄华骑车载着我从镇上回来，在河对岸站了半天，他脱下长裤，让我跨在他脖子上，说：“你抱紧我的头，不要松手。”河水没过他的腰际，激流冲击着他的胸膛，我趴在他头顶，像一只幼鸟骑在一棵移动的树干上，他走一步，喘一口气，叫一声“别怕”，那三十二步，我至今记得每一步他的呼吸声。
后来兄华考上了大学,去了很远很远的城市，很远”的概念，当时的我是指要坐两天一夜的火车，他走的那天，我躲在村口的老槐树后面没敢出来送，他后来写信给我，说小弟你一定好好学习，等兄华有了本事，带你坐飞机，看天安门，那些信就锁进木箱里，连同他的字迹，洇开在粗糙的信纸上，像雨水打湿的墨梅。
县城的变化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,先是土路变成了水泥路，后来小河上架了大桥，没有人再在雨天淌水过河了，我考上了兄华的那所大学，去报到那天，他特意请了假来车站接我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，人瘦了，说话时带着一点大城市的腔调，但揉我头发的动作没变。
“兄华。”我叫他。
“哎。”他答得很自然，好像中间那些年不曾流过。
后来毕业、工作、结婚，各自有了各自的忙，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骑自行车带我回家的兄华，我也不再是那个跟在他身后捡弹珠的小弟，春节团圆时，我们坐在一张桌上吃饭，从乡音聊到房价，从儿时趣事聊到小孩升学，我们笑得很热闹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直到前年,兄华的父亲去世，葬礼结束后，亲戚们都散了，我在院子里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抽烟，烟雾升上去，被晚风扯成缥缈的灰线，我走过去站在旁边，我们沉默了很久，他突然说：“小弟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背你过河？”
“记得。”
“那时候河水真凉啊。”他掐了烟，“现在河都干了。”
我侧过头去看他,晚霞的残光照在他鬓角的白发上，他终于也老了，那个曾经扛起我的脊梁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肩膀，我伸出手，像他当年揉我的头发一样，轻轻揉了揉他后脑勺的头发。
“兄华。”我叫他。
他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，那笑容还是少年时的模样。
木箱终于还是被我打开了,信纸脆得像秋叶，一碰就碎，我小心地拾起一张，上面是他工整的字迹：“小弟，兄华在这里一切都好，你也要好好的。”
原来兄华这个称呼,从来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它只是一段光，一段叫作“旧时”的光，照在两个人之间，无论走多远，无论多少年，我叫一声“兄华”，就能沿着那道光，回到最初的河岸。
他在那里,永远是那个要把我驮过激流的少年。
我把锁扣回去,这把锁，不打开反而是好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