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“推定”的世界，每次刷开手机，打开社交网络，各种碎片化的信息如同潮水般涌来，而在这股信息的洪流中，有一个幽灵悄无声息地游荡在每一个角落——它叫作“有罪推定”。
有罪推定是什么？在司法领域，它指的是未经审判即认定某人有罪的思维定势，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，它的触角远比法律条文所描述的更为深远，它渗透进人际关系、职场竞争、网络舆论，甚至家庭对话，成为现代社会一种隐秘的“默认设置”。
当我们看到一个衣着光鲜的人从高档车中走出,我们可能不自觉地在心里为他贴上了“有钱、自负”的标签；当我们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破洞牛仔裤、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，我们可能下意识地判定他“叛逆、不学无术”；当某个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尚未发声时，网络舆论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定罪与量刑。
这种推定，不是从事实出发，而是从偏见出发。
它的根源深埋在我们的认知结构之中,心理学家卡尼曼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大脑是一部“认知吝啬鬼”，总是试图用最少的能量去处理最多的事情，我们习惯于用简单的分类、刻板印象和先入为主的判断来替代深入的思考，面对一个陌生人，直觉在几秒钟内便完成了对他的“审判”，而在这个过程中，理性的法庭却从未开庭。
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全无价值——在远古时代，快速判断“对方是敌是友”关乎生死存亡，可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中，它却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双刃剑，它让我们失去了理解他人、倾听故事的能力，更可怕的是，它让我们对自己“正确性”的执念变得坚不可摧。
有罪推定,说到底，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的外化，我们无法承受“不知道”的结果，于是用一种确定的错误替代了不确定性，我们宁愿坚信“这个人就是坏”，也不愿承认“我目前对他还不够了解”，因为前者让我们感到安全，而后者则令人不安。
这种虚假的安全感代价高昂。
2013年,剑桥的某间实验室里，科学家们进行了一项实验：给受试者展示一组模糊照片，告诉他们“这是某个罪犯”，然后让他们判断这个人是否曾经犯过罪，结果显示，一旦人们被植入“这是一个罪犯”的认知，即便后来看到模糊照片被替换成清晰照片，证明此人从未犯罪，受试者依然倾向于保留最初“有罪”的判断，这是“认知失调”与“确认偏差”共同作用的结果：我们的大脑宁可相信错误的信息，也不愿承认自己最初的判断有误。
这场看不见的审判,每天都在发生，在公司会议室里，一个想法因“提出者曾经失败过”而被否决；在社交媒体上，一个声音因“他是某个阵营的人”而被无视或攻击；在家庭关系中，一个行为因“你总是这样”而被曲解，我们成为了自己偏见的俘虏，也成为了他人生活的法官。
我们该如何走出“有罪推定”的牢笼呢？
答案并非抛弃判断力,而是学会“延缓判断”，在信息尚未充分之前，保持“我不知道”的坦荡，就像法庭上的“无罪推定”原则所给予被告的程序正义一样，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为自己和他人设立一个“未定罪期”。
这个“未定罪期”要求我们做到三件事：
- 第一,保持好奇，当你的大脑给了你一个快速的判断时，问问自己：“如果我的判断是错的，会怎样？” “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是否合理？”
- 第二,倾听故事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，而故事往往比标签更为复杂，试着去了解一个人的背景、处境、意图，而不是仅仅根据他的行为或外表下结论。
- 第三,接受不确定性，承认“我不确定”并不可耻，相反，它是一种智识上的诚实，拒绝给自己随意贴标签的机会，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。
有罪推定是一种思维习惯,而思维习惯是可以被改变的，每当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内心给某人判刑时，请记住这句话：未经充分了解之前，不要轻易定罪；而一旦开始了解，你会发现罪名往往并不成立。
在这个声音多元、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真正的智慧不是快速下结论，而是在结论到来之前，保持耐心与开放，下一次，当你的大脑试图进行“有罪推定”时，不妨对自己说：让我先听听他的故事，再决定是否要当他的法官。
毕竟,每个人都不该被过去或偏见所定义，而这一点，正是我们与世界和解的起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