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在档案馆的角落里发现它的。
说是发现，不过是那个雨天的午后，老馆长颤巍巍地从柜子底层拖出一个长条木匣，匣子用牛皮捆扎，皮绳已变成褐黑色，上面布满细密的裂纹，他用一把锈迹斑斑的小刀割断皮绳，打开匣盖，里面躺着一柄军刀,刀鞘上的铜饰早已氧化成暗绿色。
这就是“帝国之剑”。
刀身长约三尺，刀柄用象牙与檀木拼接，嵌了一圈铜钉，钉头磨得发亮——那是无数次握持、抽插、擦拭留下的痕迹，刀鞘边缘刻着几个字母，模模糊糊，像是某个军团番号，更醒目的是刀身上的一道划痕，那不是战斗中留下的,而像是被人故意刻上去的。
老馆长说,这是他的父亲留下的。
他的父亲,曾是这柄剑的主人。
那是1930年代末，一个狂热的时代，老馆长的父亲刚满十八岁，光着脚从山沟里走出来，报名参军，他识字不多，却会唱很多歌，歌声嘹亮，唱“帝国的荣光”，唱“血与火的荣耀”，唱“征服与胜利”，他以为自己是“帝国之剑”的锋刃，以为跟随光芒万丈的旗帜前进,就能让家族世世代代抬起头来。
他在那面旗帜下宣誓，将剑举过头顶,刀刃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。
他说,他愿意为帝国而死。
他确实差点死了。
1942年，漫长的战线上，他第一次杀人，那是他从未见过的高原和荒漠，风吹过来，沙子打在脸上生疼，他握着这柄剑冲向敌人的战壕，刺穿了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人，那人倒下时，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像村子里杀猪时的声响，他愣了足足十秒，然后把剑拔出来，血顺着刀锋往下流,怎么擦也擦不干净。
那一夜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海里反复出现那个人的脸——年轻，胡茬稀疏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嘴里含混着什么，他听不懂,也不愿懂。
后来，他有了第二场战斗，第三场，第四场，每一场结束后，他都要花很长时间擦拭这柄剑，剑刃越来越亮，可他觉得,那血怎么也擦不干净。
1945年，他听到了另一个声音，收音机里的声音沙哑而疲惫：“宣布投降。”
他不相信。
他把收音机砸了，把军装叠好放在床头，背上这柄剑，走了三天三夜，走进深山，他要去找还在战斗的部队，他在山里转了一个月，没找到任何的队伍，只找到越来越多的废墟和尸体，一个老人坐在倒塌的房屋前，木然地望着远方，问他：“你还有家吗？”
他愣住了。
他想走回家,他已经走不动了。
他在一个村子里落脚，种田，娶妻，生子，他把那柄剑埋在后院的老槐树下，一埋就是几十年，从不向任何人提起，直到临终前，才把儿子叫到床边，告诉了他埋剑的地点，他说：“把它挖出来吧，捐给档案馆，让子孙后代知道，剑是杀人的。”
老馆长说他挖出剑时，只见刀身上的那道划痕特别深，他问父亲是怎么回事，父亲说，是他自己刻的，就在埋剑之前，他用尽全身力气在刀身上划下了一道痕，想把它一分为二，可是剑太硬了,只留下一道深深的疤。
我抚摸着那道划痕，指尖触到冰冷的铁锈，忽然觉得，那不是一道刻痕，而是一个时代在另一段历史身上留下的伤疤——永远无法弥合,永远隐隐作痛。
“帝国之剑”，从来就没有剑柄，握住它的人，最终都会被它割伤，而那些真正被刺穿的人,连疼痛都没来得及喊出来。
我合上木匣，把它放回原处，外面雨过天晴，阳光透进窗户,照在尘埃飞扬的空气里。
历史的锈迹，永远不会被磨灭，而那些血，已经被大地默默吸收，成了沃土,成了未来。
只是那道划痕还在。
它比任何丰碑都更接近真相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