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脑后反骨”四个字，像一道无形的魔咒，将蜀汉大将魏延牢牢钉在了“魏延反骨，不得好死”的耻辱柱上，千百年来，在《三国演义》的艺术渲染下，魏延成了反复无常、天生反骨的形象代言人，可历史的真相,当真如此简单吗？
细读《三国志》魏延本传，能发现一个与演义截然不同的武将形象，魏延并非以投降者的姿态投奔刘备，而是“以部曲随先主入蜀”，是刘备嫡系中的嫡系，他“善养士卒，勇猛过人”，在刘备手中被迅速擢拔，当刘备选将镇守汉中这样一个战略要地时，众人皆以为会是张飞，可刘备却破格提拔了魏延，面对刘备“今委卿以重任，卿居之欲云何？”的询问，魏延掷地有声地回答：“若曹操举天下而来，请为大王拒之；偏将十万之众至，请为大王吞之。”
这番豪言壮语，哪里像是有反骨之人？全然是将浑身热血交付知己的忠勇之言，刘备的知遇之恩，让魏延甘愿效死力，从“部曲”到一方大将，这种知遇之恩,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君臣关系。
魏延的悲剧，与其说是“反骨”，不如说是性格缺陷与人际关系的双重困境，在蜀汉政权中，魏延与杨仪的冲突最为激烈，两人水火不容，甚至到了“坐谈之际，或举刀相向”的地步，这种关系,为日后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至于连诸葛亮都说他有“反骨”，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，诸葛亮对魏延并非完全信任，常有人分析是两人在战略思想上的分歧，诸葛亮坚持稳妥的北伐路线，而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显得冒险激进，这种战略上的不认同，加上魏延言语耿直、得罪同僚，使他在诸葛亮心中的地位始终介于可用与需防之间，诸葛亮的临终安排，更是将魏延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,这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祸根。
历史的风向，常常由胜利者与叙述者共同塑造，魏延的“反骨”之名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被无限放大，作品中的魏延，出场便以杀害长沙太守韩玄的叛将形象示人，诸葛亮一见便知此人“脑后有反骨”,这种设定极大影响了后世对魏延的看法。
鲁迅先生曾评价《三国演义》“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，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，为了突出诸葛亮的“多智”，作者同样牺牲了魏延的复杂性，罗贯中将魏延塑造成了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牺牲品，一个不忠不义的符号，这种艺术加工，使历史真相被遮蔽,让一个真实而复杂的忠勇之将被剥夺了历史评价的公正性。
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，魏延的形象逐渐清晰：他不是天生的叛逆者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胆识也有缺点的真实人物，他的悲剧，源于个性强势与政治环境的冲突，源于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碰壁,源于话语权不在自己手中的无奈。
“魏延反骨”之说，也许更多是人为的政治叙事与艺术塑造，历史的复杂性提醒我们，简单的好人坏人二分法，往往会遮蔽历史的真相，魏延的故事，终究是一个忠勇之士的悲歌，而“反骨”之说,或许是一场千古误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