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要说的，是“逝魔”。
那时我住在一条老街上，街尽头有棵歪脖子槐树，树下常年坐着个老头，姓周，大家叫他老周，老周没有亲人，独自守着半间瓦房，靠给人修钟表糊口，他修表有个怪癖：从不收急活，谁催他，他就把表往抽屉里一锁，说：“急什么，时间又不是你的。”
老周的话，当时没人懂,大家都觉得他怪。
每年清明前一夜，老周会提一盏马灯，坐在槐树下，面向东方，一动不动，有好奇的年轻人问他在做什么，他只说一句：“送送。”送什么？他不说，但街坊们私底下都信一个说法：老周能看见“逝魔”。
传说，“逝魔”是一种没有形体的存在，它不在过去，也不在未来，只活在“正在过去的这一秒”，它不喜欢喧闹，只捕捉那些安静的、准备消失的东西，比如熄灭的烛火，散去的花香，写完的信,停了的钟。
还有人的记忆。
我第一次真切地感知到它，是在母亲生病那年，母亲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初期，起初只是忘记钥匙放在哪里，后来忘记关煤气，再后来,她开始忘记我。
有一天下午，阳光很好，我给母亲削苹果，她忽然看着我的脸，很认真地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我愣住了，说：“妈，我是你儿子。”
她摇摇头，笑了笑：“我儿子还小呢，才这么点高。”她用手比了个不到一米的高度,然后继续看电视。
那一刻，我感觉房间里有什么东西——不是风，不是声音，而是一种“变化”本身，某种看不见的生物从我母亲的记忆里，把关于我的一切吞掉了，无声无息，它在呼吸，在吞噬,在完成它的天性。
我忽然想起老周的话：“时间又不是你的。”
是的，时间从来不属于谁，我们以为拥有的记忆、亲人、年华，不过是“逝魔”暂存在我们这里的。
母亲后来住进了护理院，我每周去看她，每次去，她都会忘掉我更多一点，最后那次，她躺在病床上，眼睛望着天花板,嘴里哼着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歌。
“妈，你唱的是什么歌？”
她停下来，看了我一眼，忽然说：“你别难过。”
我假装不明白：“难过什么？”
“它在边上呢，我感觉得到，这么多年了，它也老了，走得慢了。”母亲说。
我毛骨悚然，又无法动弹，她知道。“逝魔”就在边上。
“老周也是送它的。”母亲闭着眼睛，声音越来越轻，“它不是来害人的，是来收东西的，收走了，人就干净了。”
那是母亲清醒时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母亲走后的第一个清明，我去老街上找老周，歪脖子槐树还在，但老周不在了，邻居说他去年冬天走的，走之前把所有的钟都停了。“嗡”的一声，整个街坊都安静下来，然后他又一个一个把它们重新上发条，调准时间，只有墙上的老挂钟,他始终没动。
“那个钟啊，是坏的。”邻居说，“但他非要留着。”
我走进老周的半间瓦房，桌上积了灰，老挂钟果然停着，我凑近看，钟面上画着奇怪的纹路，仔细辨认，是数十个小小的名字，密密麻麻地排成一个圆,指针刚好停在三点十七分。
那个时间，是老周母亲去世的时刻,我在一次闲聊中听他说过。
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。
“逝魔”从来不送任何人走，它送的，是还在人间的执念，老周每年清明前夜坐在槐树下，不是在送亡灵，是在送他自己的记忆——那些不愿忘记,又不得不忘记的事。
我们总以为“逝魔”是夺走一切的怪物，它只是时间的化身，帮我们卸下那些太重的、无法承受的过去。
就像母亲的病，她忘记我，或许不是“逝魔”残忍，而是它慈悲，它让她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不必为一个早已长大的儿子担忧，而只记得那个小小身影，永远天真,永远安全。
昨天路过老街，看到槐树发新芽了，树下坐着个年轻妈妈，抱着孩子在晒太阳，孩子大概一岁多，正努力学步，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，跌倒了,也不哭。
妈妈的手机响了，“嗯，他今天学会了走路……对，扶着茶几站起来的……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
她挂了电话，低头对孩子说：“你爸比高兴坏了。”
孩子仰起脸，咯咯笑，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明亮而短暂,就像所有幸福那样。
我忽然想哭。
我知道它在那里，它也看着我，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正在消失的瞬间，它等在那里，不为毁灭,只为带走。
